第A05版:探索

激活红色档案生命力 赋能无锡思政教育新实践

  □杨晓兰

  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记录与精神载体,镌刻着党的初心使命,是丰厚的思政教育资源。审视当前实践,红色档案思政教育仍面临价值挖掘扁平化、主体协作松散化、实践路径传统化等问题。无锡有着深厚的革命底蕴,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孕育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拥有丰富的本土红色档案资源。多年来,无锡以胡曾钰烈士事迹的当代传播为切入点,通过系统性、创新性的实践探索,构建起价值深度、协同广度、实践效度“三维赋能”的思政教育路径。要学习其成功经验,让红色档案真正“活起来”“传下去”,为新时代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兼具理论前瞻性与实践操作性的无锡探索。

  挖掘价值深度

  提升红色档案的思政教育效能,需通过系统解码与重构,深挖价值内涵。胡曾钰烈士事迹的传播实践,就是这一过程的生动诠释。胡曾钰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市堰桥镇,在国家危难之际毅然投身革命,1939年参加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宣传队,1941年转战到高邮地区,担任高邮三区区委宣教科长,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1942年在日伪军“清剿”时为掩护群众、干部转移壮烈牺牲,牺牲前在泥地上用手指写下“家乡”二字。这一英烈事迹曾尘封于地方史志,对其档案价值的挖掘,始于对历史真实的敬畏、终于对精神内核的提炼,更在于对情感共鸣的唤醒。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的“记忆之场”理论指出,在现代性冲击导致历史记忆自然延续断裂的背景下,社会需要通过有意识地创造“记忆之场”来锚定身份认同,包括场所、建筑、纪念仪式乃至地名等。无锡、高邮两地打造了跨越时空的“记忆之场”与记忆地理网络,比如其牺牲地高邮市汤庄镇安乐村更名为“曾钰村”,2025年9月“曾钰楼”在惠山区堰桥街道金惠社区正式挂牌,这让烈士事迹从文字记录转化为可感知、可体验、可追踪的空间、地理景观,为开展“行走的思政课”、实境教学提供了物理脚本与情感场域。

  对亲缘口述史等“活档案”的挖掘,也让红色档案拥有了直击人心的情感温度。从胡曾钰侄女胡继芳的口述中得知,胡曾钰牺牲多年后家人才得知噩耗,其留世唯一一封家书中的“因时间的短促……不必回家”是宽慰家人的“谎言”。这些口述史料,将烈士事迹转化为一个家庭具体的伤痛,让革命叙事走出宏大的历史框架,下沉为可共情的微观生命故事。

  拓展协同广度

  开发利用红色档案资源,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打破主体壁垒,构建多元主体有机联动的协同治理生态。胡曾钰烈士事迹宣传,就是一场精心组织、逐步深化的社会协同实践。

  多年来,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思政工作者深耕档案内容,编撰课件、巡回宣讲、参加各级宣讲比赛,打磨出《我有一段情唱给祖国听——纪念抗日英烈胡曾钰》等精品宣讲故事,并开展“红色宣讲员”等培训计划,推动从“一人讲”到“众人讲”,同时积极拓展传播渠道、注重体系构建与生态培育,通过制作系列短视频、开展“云端祭扫”活动、设计红色文创、推动舞台剧创编等,扩大了红色故事的传播覆盖范围,提升了传播时效,以专业化运作为多元主体的协同联动提供了关键纽带。

  多元主体各尽其责、协同发力、找准定位、发挥优势,是构建育人共同体的关键。档案史志馆作为资源中枢,应为传播工作提供核心档案支撑;教育系统作为育人主阵地,要与思政工作者共建课程,将红色资源系统纳入教学体系;宣传、文旅等部门作为统筹平台,应提供政策、资源与平台支持,为红色档案的开发利用保驾护航;烈士亲属与历史见证者可以提供口述史料、参与各类活动,增强红色叙事的可信度与感染力;媒体作为传播放大器,应通过纪录片制作、全媒体报道、新媒体运营等方式,将地方红色故事传递至更广阔的平台;高校、党校等作为理论支撑,要与一线实践团队合作开展课题研究,推动实践探索的理论升华与模式提炼。

  提升实践效度

  价值的深度与协同的广度最终需通过有效的实践策略落地。

  实施课程化融入。临时性、活动化的红色宣讲,教育效果往往短暂,且依赖特定宣讲者,难以形成长效育人机制。提升思政教育的实践效度,要将红色档案资源转化为标准化、可持续、可复制的课程产品,实现从“活动式宣讲”到“课程化融入”的纵深发展。比如,无锡围绕烈士事迹开发了《一封家书》微党课等,让红色教育内容规范化、模块化,便于不同学校根据自身需求选用组合,实现了红色资源的标准化转化。

  进行数字化升维。在数字化时代,面对成长于互联网环境的“Z世代”,红色档案的思政教育必须顺应时代趋势,利用数字技术创新叙事方式与传播体验。比如,无锡广播电视台基于烈属口述史与地方档案创编《巾帼粉黛》,将分散的档案、口述等整合为一个完整的、富有感染力的叙事整体,让胡曾钰的故事从地方性档案转变为可广泛共享的公共文化作品。

  实现生活化浸润。思政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红色精神融入日常生活、成为自觉追求。胡曾钰烈士事迹的传播实践,在生活化浸润方面开展了生动探索。比如,“曾钰村”“曾钰路”“曾钰楼”等一系列以烈士名字命名的地标,让烈士的名字成为地方生活中指代方位、地点的自然词汇。这种“微景观”“微命名”的塑造,让纪念空间与红色符号成为生活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红色精神的代际传递。

  (作者系无锡市军队离退休干部服务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