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忠 文｜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秋，苏轼自黄州量移汝州，舟入阳羡荆溪，见孤峰秀立的独山酷似蜀地峨眉，慨然叹曰“此山似蜀”。这一声感叹，不仅让“独山”易名“蜀山”，更开启了千年文脉交融。从苏轼筑草堂、种橘树的归田之梦，到沈晖重建东坡书院的薪火续燃，蜀山始终是东坡精神的驿站。《蜀山苏祠记》有言：“公之文章气节，天下莫不尊之”，这份尊崇化作文化传承，让“文忠道南”成为蜀山永恒的精神图腾。

　　缘起阳羡：

　　山水共鸣与文脉初播

　　蜀山易名。“独山”更名“蜀山”，非文人随性之举，既有典籍依据，更藏苏轼深沉乡愁。《蜀山苏祠记》载：“志称文忠公与学士之奇同举进士，买田卜筑于山之麓，于是易独为蜀云。按《尔雅》山独者皆为蜀”，可见更名既合《尔雅》训诂，又因苏轼购田筹居的实践，让地名成为情感具象。登岸后，蠡河如练、太湖似镜，泥土混着腐叶与陶土的气息，与眉州老家别无二致。历经宦海浮沉的他，在此寻得慰藉，笑言筑草堂、种橘树三百株便足终老，蜀山也从地理名词，升华为承载乡愁与理想的精神符号。

　　楚颂寄志。元丰七年十月初二，苏轼在宜兴舟中写《楚颂帖》，直抒对蜀山的眷恋：“吾来阳羡，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归老，殆是前缘。”彼时他已在蜀山南麓购十亩良田，计划筑“楚颂亭”效屈原《橘颂》明志，还特意选择刻有竹节纹的陶瓦，暗合“竹杖芒鞋轻胜马”的旷达。相传他在此凿井，便是“东坡井”雏形，《蜀山苏祠记》以“凿余井而得泉兮，又安穷其所於”暗证其存在。可惜草堂破土之际，朝廷任他为登州知州的文书猝至，未竟居所成终身遗憾。但《楚颂帖》与建筑构想成后世追慕的文化坐标，《蜀山苏祠记》感慨：“后虽其体魄在颍，而魂气之无不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恋于兹山也耶”，让“归老阳羡”的心愿化作千年文脉记忆。

　　蜀风暗植。苏轼虽未久居江南，却将蜀地文化基因植入江南。他曾言“吾性好种植，能手自接果木”，这份雅致直接影响蜀山制陶——宋代后，丁蜀匠人融蜀地窑火技艺，烧制出竹节提梁的“东坡提梁壶”，既是对竹节陶瓦构想的延续，也是其情趣的物化。《蜀山苏祠记》诠释此般联结：“公之自蜀之洛，隐然动京师”，点明苏轼因“流离贬窜不能归其乡”，以蜀山为精神寄托；即便“体魄在颍”，其“魂气之无不之者，安知不徘徊眷恋于兹山”。这种跨越生死的情感，让蜀地文化气质与生活智慧，借制陶技艺、生活遗迹在江南生根，为“文忠道南”奠定基础。

　　书院兴替：

　　千年薪火与文脉续接

　　明代重建。明弘治十三年（1500）冬，南京工部侍郎沈晖归乡，在荒草中寻得苏轼祠残迹——仅存古柏一株、断碑两块，碑上“楚颂”二字隐约可辨。他决意重建书院，《蜀山苏祠记》载，沈晖先将构想告知巡抚彭礼、巡按王宪等官员，“佥议既协”后，知县王鍭亲访遗址，见土地被百姓占据，遂“赎而归之，得地三十余亩”。重建时，乡邻“好义者争割田山、捐金帛以益之”，士人吴纶督工、国子生王永实协理，工程自弘治辛酉年（1501）四月启，十二月竣工。落成建筑格局规整：六楹讲堂居中塑苏轼像，左右亭分刻《楚颂帖》与兴造碑，东西廊屋、大门各四楹，辅助建筑十余间；外围砌一百二十丈石垣，墙基混碎陶片与糯米砂浆，还嵌历代东坡款陶片成“文化墙”。沈晖书“东坡书院”匾额，大门门簪雕“琴棋书画”、抱鼓石浮雕“赤壁夜游”，过青石拱桥见泮池，“前池后堂”暗合“楚颂”诗意，江南“蜀学飞地”成形。沈晖命道士谢允昂居此奉祀，践行“续蜀风于江南”之愿。

　　清代扩建。清道光年间，知县俞陶泉邀乡绅扩建书院，新增“似蜀堂”——取“此山似蜀”之意，梁柱雕蜀地山水，与《蜀山苏祠记》“独山之为蜀也，其社之类乎”的寓意相呼应，将“蜀风”化为显性建筑语言。此时书院已成文人雅集、讲学之地，清代诗人咏叹：“坡翁有深意，留此接蜀风。千载弦歌地，山光与昔同。”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战火焚毁书院大部，仅“似蜀堂”四根石柱幸存，柱上楹联被熏焦。次年，周家楣题“东坡买田处”牌匾，凝固文人往事。同治三年（1864），乡绅集资重修，乡贤周启嶲卖三十亩良田修碑廊；光绪八年（1882）扩建更盛，新建望湖楼可眺太湖，后院复凿“东坡井”（井栏绳痕深三寸），开辟碑院藏明清碑刻二十余方。此时书院四进建筑沿山势层叠，讲堂为核心，两侧挂《白鹿洞教条》与《东坡治学篇》刻石，知县每月考核生员，成为传承“文忠道南”的重要阵地。

　　近代转型。光绪三十二年（1906），东坡书院改为“东坡高等小学堂”，传统讲学功能被现代教育取代，但“东坡精神”仍借课堂延续。1982年地方政府重修，工匠在飨堂梁枋发现民国学生涂鸦；次年舒同题“东坡书院”匾额、匡亚明题词，传统与现代文脉融合。书院转型为文化地标，践行《蜀山苏祠记》“耆民俊士衣冠俎豆所宜周旋而倾注焉”的使命。

　　器物建筑：

　　文脉的实体承载与时空叠印

　　碑刻器物。东坡书院碑廊中，1.8米高的《楚颂帖》复刻碑最醒目——明代工匠按真迹双钩上石，笔画间见“意思豁然”的洒脱，与《蜀山苏祠记》碑并列，前者是苏轼“归老阳羡”的誓言，后者是沈晖“复祠兴文”的记录，跨越时空对话，成“文忠道南”核心物证。碑院二十余方明清碑刻各藏记忆，清代诗人题咏“坡翁有深意，留此接蜀风”，为文脉留注脚。明代“东坡井”至今水清，井栏三寸绳痕是岁月见证，恰如《蜀山苏祠记》迎神词“山有茶兮溪有鱼”，让自然与人文相互滋养，让“文忠道南”精神可触可感。

　　山水建筑。东坡书院选址与布局是“文忠道南”的生动诠释：坐落在蜀山南麓缓坡，东望太湖、背倚蜀山，“背山面水”，四进建筑沿山势逐级升高，融蜀地山居韵律于江南地貌。大门对蠡河弯道成“玉带环腰”，与《蜀山苏祠记》“荆之土兮如酥，荆之米兮如珠，山有茶兮溪有鱼”的江南富庶契合。砖砌甬道呈弧状延伸，东侧石牛池的石牛传为明代依苏轼“我甘作石牛”自嘲所造，藏文人豁达。建筑细节藏文化隐喻：门窗隔扇“冰裂纹”象征东坡坚韧、“欹器纹”暗合处世哲学，屋檐瓦当刻“东坡”，院墙砖缝“五顺一丁”砌法暗合“天人合一”，融蜀地技艺与江南营造于一体。登望湖楼见太湖烟波、蜀山苍翠，恰如《蜀山苏祠记》“山光与昔同”，古今景致重叠；讲堂青砖地面存战火桌椅压痕，与明梁、宋陶片成历史层积，诉说文脉坚韧。

　　文忠道南：

　　精神传承与文明共生

　　文化交融。蜀山与东坡书院的千年历程，是中华文化交融的缩影。苏轼将蜀地文化、智慧带至江南，沈晖及后人以书院续蜀风，让岷江文脉与江南水系交汇。苏轼因蜀山得慰藉，蜀山因苏轼声名远播；蜀地文化借东坡扎根江南，江南水土因蜀风添底蕴。这种人与地的相互成就，彰显中华文明包容性，《蜀山苏祠记》“公之文章气节，天下莫不尊之”，正是对交融成果的赞誉。

　　精神不朽。苏轼的旷达乐观、家国情怀、文人雅趣、民生关怀，借书院传承熠熠生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成士人精神支撑，“为天地立心”的担当滋养家国情怀，“人间有味是清欢”的雅致引人参寻诗意。《蜀山苏祠记》赞其“文章气节，天下莫不尊之”，这份尊崇代代延续：明沈晖重建书院，清士绅舍田修文脉，近代转型守精神内核。苏轼追求的“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的精神，如《蜀山苏祠记》所云“流行充塞于天地间”，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在江南生根。

　　当代回响。今日蜀山是“文忠道南”文化地标，游客在碑廊触摸《楚颂帖》刻痕，与苏轼、沈晖跨时空共鸣；研学团队借临摹、制陶、读诗等方式感受东坡文化。这份共鸣让“文忠道南”从历史记忆变成现实实践，印证《蜀山苏祠记》“彼亭常存兮树常实”的生命力。

　　尾声：

　　蜀山不老，东坡长青

　　夕阳为蜀山南麓的飞檐镀上金边，东坡书院的粉墙黛瓦沉入蠡河倒影。自元丰七年苏轼叹出“此山似蜀”，蜀山便与这位伟大文人结下不解之缘。从北宋的草堂构想，到明代的书院重建；从清代的战火淬炼，到当代的文化新生，蜀山始终是“文忠道南”的践行者，让蜀地精神在江南水土中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夜深人静，细听书院砖木，可辨明代青砖的“呼吸”、清代木梁的收缩声。四进建筑中，飨堂梁枋朱漆下藏着同治年间的修补痕迹，望湖楼地砖缝嵌着元代陶片，2002年发现的宋代“东坡”陶片与碑刻形成岁月互文。这层层叠叠的历史痕迹，正是文化生命力的最佳写照，正如《蜀山苏祠记》所云“人与地者恒相辉以显”，人与土地相互成就，文脉与时光共生共长。

　　站在蜀山之巅，远眺太湖与蠡河交汇处，烟波浩渺间，仿佛能看见苏轼乘舟而来的身影。苏轼的精神已融入蜀山血脉，成为激励后人的文化基因；而“文忠道南”的文脉传承，早已超越地域与时空的界限，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永恒传唱“蜀山不老，东坡长青”的时代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