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8版:二泉月·读城

业勤源:无锡近代工业的银色序曲

  业勤纱厂全景

  天津华新纺织厂

  | 沈云福 文 |

  百年工商名城无锡,历来以水兴城,以商旺市。大运河在无锡境内绵延数十公里。一百三十年前,一阵前所未有的机器轰鸣,就在运河岸边响起。由杨氏兄弟创办的业勤纱厂,开启了无锡近代机器大工业和百年锡商潮起的序章。它还以绅领商办模式先行运作,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起点。

  如今漫步在槐古桥边的运河岸,“业勤源”石刻静静伫立,不远处便是当年业勤纱厂旧址。全面抗战爆发后,厂区遭日军炮火摧毁,厂房机器化为焦土。但这座一八九五年动工、次年投产的纱厂,“近代工业第一家”的历史地位不容磨灭。驻足碑前追思往事,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的实业探索,以及由此生发的锡商故事,似悠悠流水浮现在眼前。

  沪上受挫,雄心未泯

  业勤纱厂的艰难诞生

  业勤纱厂由杨氏兄弟创办。兄长杨宗濂,字艺芳,1832年生;弟弟杨宗瀚,字藕芳,1839年生,二人在家族五兄弟中分居老大、老三。他俩早年投身军旅,之后进入洋务体系,深度接触新式厂务。

  1891年秋,李鸿章委派杨宗濂整顿积弊重重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杨宗濂因公务缠身无法赴沪,便举荐弟弟杨宗瀚主持局务。到任后,杨宗瀚个人先行垫资,又多方奔走筹措官款与商股,订立厂规、整顿人事,化解租界地方势力干扰,使织布局生产步入正轨,投产之后产销兴旺,盈利可观。

  眼见局面向好,1893年李鸿章计划扩大纺织规模,向外订购新式设备、公开募股。不料同年10月,厂区清花车间突发大火,恰逢狂风肆虐,整座厂区被焚毁,百万两资产付之一炬。眼看着自己数载经营的事业化为灰烬,杨宗瀚“望火而号”,痛不欲生,“欲跃入火中者三次,均被人劝阻救回”。李鸿章震怒之下,撤了杨宗瀚的总办之职。杨宗瀚怏怏不乐,返回无锡故里。

  官办实业的仕途之门就此关闭,民办企业的机遇之窗悄然开启。1894年11月,张之洞出任两江总督,电邀杨宗瀚赴南京商议政务。1895年,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外国取得在华设厂的特权,苏州、杭州、重庆、沙市被辟为通商口岸,洋纱洋货大肆涌入,挤压本土生计。对此,张之洞提出兴办本土制造业、抵制外来利权,便再度邀约杨宗瀚赴宁谋划。

  经过在上海织布局的历练,杨宗瀚熟稔机器纺织的机器配置、原料采买、人事用工全流程,萌生自办纱厂的念头。他向张之洞提议在无锡设立机器纱厂,开民间机器工业风气,当即得到张之洞的赞许。

  不久,杨宗瀚拟定集股章程:“窃自通商以来,洋货行销日广,洋药而外,以纱布为大宗……彼族之攘我利权,占我生理者,似亦莫甚于纺织、缫丝诸大端。”他认为通商开埠之后,纱布是除鸦片之外最大宗的进口商品。江南民间素来勤于纺织,无锡地处苏常交通要道,周边盛产棉花,招工条件便利,适合兴办纱厂,待取得成效再拓展缫丝产业。最终勘定东门外兴隆桥作为厂址,水陆交通便利,厂名定为“锡山业勤机器纺纱公厂”,简称业勤,取古训“业精于勤荒于嬉”之意。

  先开风气,以阜财源

  业勤甫出就身手不凡

  杨氏兄弟办业勤一开始就立足“自应先开风气,以阜财源……”这一理念,得到了众多亲友的支持。两位常州表弟刘鹤笙、刘叔培是清代状元刘纶之后,最初规划杨氏兄弟各认股四万两,刘氏兄弟各认股二万两,再向外招募十二万两,合计股本二十四万两。其中十八万两用于购地、建厂、购置设备,余下六万两充当收购棉花的流动资金。

  厂区占地约四十亩,厂门朝向古运河,意在汇聚财源。主体为西式砖木二层楼宇,设备全部进口自英国,拥有细纱机28台,纱锭10192枚,配套完整的清花、梳棉、粗纱、摇纱设备;动力方面配置三台兰开夏锅炉、两台350马力双缸蒸汽机,另配直流发电机,同时建有修理工场与轧棉工场。

  募股过程却一波三折:刘氏兄弟股金未能缴足,外部商民又普遍观望,资金缺口巨大,洋商设备款项不断催逼。危急关头,杨宗瀚再赴南京,依靠旧日交谊,从江苏省库积谷公款借得十万两,另外吸收存款四万两,又变卖自家田产,甚至变卖妻女首饰,凑集二万两,靠着拼凑得来的十六万两,方才渡过资金难关。

  1896年底,业勤纱厂正式开工生产,由杨宗瀚为总办,主持厂务。向无锡四乡招工1100人,以产14支纱为主,日夜出纱8000余磅,年产纱约7500件,商标为“四海升平”,大部销往苏南农村,供广大农民编织土布之用。该厂由于机器生产,质量、产量均高于土法生产,销路甚广乃至供不应求,因此获利颇丰。据《北华捷报》报道:“该厂虽然昼夜开工,对于常州府和苏州府的各个乡镇对该厂的需要,尚无法全部供应……这个纱厂的盛况是少有的,在富有效率的经营之下,该厂股息最少将为25%。”该厂开办后第二年即盈余4.8万两,第三年盈利又有增长。

  在企业制度层面,业勤先行变革洋务运动盛行的官督商办模式。官督商办名义上提倡商办,实际由官方委派官员掌控大权,商股出钱却缺少经营话语权,极易滋生舞弊贪腐。业勤则为绅领商办,企业资本全部来自民间私人资本,官方款项属于借款性质,只收取利息,不参与分红,更不干预内部经营。杨氏兄弟虽拥有官僚身份,但主要用来对外交涉、争取资源。

  几乎同一时期,张謇的大生纱厂也在南通加紧筹建。1899年3月23日,张謇专程到访业勤纱厂参观借鉴,得到杨宗瀚热情接待。张謇也认为“绅领商办”或“绅督商办”,与“官督商办”相比,有着明显的进步。

  自1903年起,业勤在三年中连续增添纱锭,使全厂纱锭达到13832枚,产品也增加了12支和16支纱,男女工人增至1400人,全厂日夜产纱一万余磅,进入了最为昌盛之期。在连年获利的基础上,到1906年已盈利50余万两,高出原有资本一倍。除偿清了所借的积谷款和债务外,还给股东对本对利分红。

  彼时,年轻的荣德生还在广生钱庄做事,常来业勤账房办理钱款往来,目睹了这家新式纱厂的兴旺,这也在他心底埋下投身实业的种子。

  业勤效应,外溢北方

  无锡好地方美誉远播

  随着业勤纱厂的创办,一个影响近代中国经济的精英群体——锡商悄然形成,一个全新的工商时代来临。无锡先进的纺织技艺也向外输送,连同锡邑独有的人文与风物一道传向北方,自此美名远扬。

  业勤历经鼎盛之后,受市场起伏、家族内部权责纠葛、设备老化等因素制约,在民国年间逐步走向式微,但它开启的实业范式已然推广。它的成功,打消了地方士绅对新式工厂的疑虑,此后茂新、振新、裕昌、庆丰、丽华、丽新等机器生产企业接连落地,业勤办厂经验,被锡商纷纷借鉴。

  杨氏并未将实业局限于一地。杨宗濂早年督理北方纺织事务,侄子杨味云曾跟随杨宗濂参与山西绛州纱厂的筹建,协助杨宗瀚主持过业勤纱厂的厂务,他带着纺业积累入主天津华新后,整顿原有机构,仿照业勤纱厂组建有经理、协理、副理、总管、工务长以及事务长等层次的经营管理体制。津厂初建,堂弟杨翰西推迟自家广勤纱厂的筹建,派出得力人员,束装启程,赴津援助。杨味云任用无锡人殷廷良为工务长,引荐无锡人蒋自赓与华新订包工合同,从无锡、上海等地招收大批男女工人、机匠北上,日夜加班安装机器。

  1918年6月,华新津厂正式开工生产。开工后,因工人不敷使用,当地又难觅熟练工,故工厂还多次派员到无锡续招,光1918年就在无锡“招得女工数百名”。一时间,在华新系统有大批职员和工人操着“无锡口音”。待津厂站稳脚跟,杨味云又陆续开辟青岛、唐山、卫辉分厂,有力推动华北纺织业的兴起。

  著名剧作家曹禺年少时寓居天津,曾在《大公报》上读到无锡旅行社的广告:“请到无锡来,无锡是个好地方。”彼时天津华新汇聚大批无锡籍从业者,对吴地风光的这句宣传语深深镌刻在曹禺的记忆中,最终化作经典文学作品《雷雨》中的专属用语,让“无锡是个好地方”的美名流传至今。

  百年回望,业勤纱厂是无锡乃至我国民族工商业银色基因的重要源头。正如《激荡岁月:锡商1895—1956》作者陆阳所说,它以敢创人先的探索,为近代民族工业奏响序曲提供范本。锡商先辈实业救国、开拓担当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与无锡的红色基因交相辉映,让无锡这个好地方,既有山水之秀,更有精神底蕴与实业风骨。大运河边,日光铺洒,粼粼波涛之上跃动着点点银光。业勤源,不但引领近代民族工业之潮奔涌向前,而且在创业理念、技术和制度创新等方面,长久启迪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