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继斌

　　我小时候体弱，扁桃体经常会发炎并引起发烧。每当高热不退时，父亲总会从蔡庙那里找来一位戴帽子的和尚为我治病。这位和尚是我家的世交，治病常常不肯收费。因此，我自小便对和尚存有好感。

　　这位名叫“陈定安”的和尚，治病手法真是高明，中西医贯通，针灸、拔罐、开处方、抓中药、做皮试、注射青霉素，样样精通，且起效快。给我打针前，他会从口袋里掏出一粒糖来，剥掉糖纸塞进我嘴里，以防我打针时哭闹。打完针后，我也常常会顽皮地掀开他头上的解放帽，数一数他头顶上到底有几个戒疤。

　　说到定安和尚和我们家的友邻关系，就不能不说冈沟河一带比较出名的两个高出地面数米的土墩子。一个是始建于明洪武年间的蔡庙墩子，因蔡庙而得名。蔡庙最初只是 一个建在高墩子上的家庙，后来逐渐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十方庵，后又因天下十方庵较多而改称为晓云寺。其香火鼎盛时的庙产，竟然有十三庄四舍之多。抗战时期，晓云寺毁于战火，但高墩子遗址至今尚存。

　　另一处高墩子在吴舍，位于蔡庙墩子以东一公里，时称“抗洪救命墩子”。它始建于1931年秋，在我一家人吃够了“上游倒河塘水”的苦味之后，由我祖父以勤老人率领家人共同构筑，前后花了差不多两个秋冬的功夫。堆筑期间，不但取用了我们自家土地里的深层土壤，还挖通了一条近百米长的小河沟。此墩高近2米，宽广达200余平方米。墩子上新建茅屋3间、猪羊圈数栏。其时，我祖母已去世多年，大伯已携家眷去上海谋生，二伯已在16岁时参军，家境比较清寒，伯父们经常用自己的微薪给予接济。祖父在高墩子上砌好房子后，让三伯从城北担回来4棵“子孙柏”（学名桧柏），还一反常态地把本应植于祖母墓地的“万年青”，栽在自家屋后，寓意一家人的长存与吉祥、不灭与觉醒。祖父曾说，这种布局在风水学上能够驱邪避灾。不过，那4棵桧柏，后来仅成活1棵，其身姿借助地势简直高耸入云，大有“蜂采桧花村落香”的风采，后来还起到过几次“长松引路”的奇效。

　　说来也怪，自从该墩子筑成，家人虽也曾救起过受洪水祸害的一些灾民，但当地再也未发生过像1931年那样的大水。在那个不堪的年代里，在祖父的谋划中，二伯长时间驻军于海门，父亲于抗战初期秘密加入共产党，后来还参了军。由于高墩子植柏、与定安和尚交好、儿子皆有出息等几件事，驼了背的祖父开始声名鹊起，平添了不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人生底气和智慧。吴舍高墩子的名声，也随之唱响四方。全面抗战伊始，我父亲所在的地下党组织活动，也逐渐从吴家祠堂移驻到我家的高墩子上面，一来墩子地势高便于观察放哨，二来屋后长着一棵高大的桧柏，好像一棵迎客松，又好比一盏指路明灯，让人不会迷路。从此，高墩子的3间茅草屋便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点，附近十里八乡的民主人士，也纷纷选择在这里开展各种进步活动。与此同时，蔡庙墩子成为另一个抗日活动地点。

　　在沪出家而后定居于蔡庙墩子旁的定安和尚，经常行走于这两个高墩子之间，给我们两家人带来了很多碰面的机会，最终使我们相识于缘，相交于情，相处于品，相守于心。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整治里下河地区上游的高湖大坝，开掘了不计其数的下游水入海通道，防洪工程体系持续完善，当地已昭昭如愿，岁岁安澜。因此，失去抗洪作用的吴舍高墩子在20世纪90年代初被家人渐次移平，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至于蔡庙墩子，听说即将成为一个国家级高新区建设的开发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