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无锡迎来第一个法定“锡剧日”。作为惠山区的献礼剧目，新编历史锡剧《李金镛》在无锡市人民大会堂上演。这部戏取材于晚清真实史实，讲述无锡乡贤李金镛弃商从政、赈灾济民、为国开矿的传奇故事。它表面写的是李金镛一生修建“渡人”之桥，但细看之下会发现，深层指向一个核心议题，即“一个人如何认知自我，又如何被社会定义”。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错位、张力与精神和解，构成了这出戏最耐人寻味的叙事密码。

　　●自我认同的矛盾与确定

　　“我是谁”是贯穿李金镛一生的精神追问。在现实境遇与理想追求的拉扯中，他逐渐确定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

　　戏曲开场，李金镛是一个回家奔丧的“商人”，虽有家财万贯，然而“救得眼前三五口，救不得天下万家愁”！面对战乱与饥荒，他产生了对商人身份认同的困惑。在个人利益与乡村公益面前，他选择后者，“愿化长桥连星斗，渡尽人间苦与忧”。此时，他以“桥”自喻，将自身定位为连接四方、承载苦难、渡人前行的存在。这份超越世俗身份的认知，成为极具道德底色的自我认同。

　　海州赈灾期间，李金镛以慈善人士的身份奔走，逐渐感受到“商人”的社会局限：“见此灾民心欲碎，恨无官牒济苍茫。”为此，他主动完成身份转型，先后赴徐州治理河患、往山东修筑道路、至吉林履职理政。功成之后，他一心只想“卸却官牒尘烟净，买得糕糖慰妻婴”，道尽淡泊名利的本心。

　　然而朝廷征召来了，要他北上漠河办矿。他唱道：“漠河风雪连天吼，岂忍苍生再苦鸣？岂忍金脉落贼手？岂忍关疆无太平？”在此，“不忍”成为李金镛的行动关键。他毅然北上，并非受制于官员的身份职责，而是源于心底无法漠视苦难的悲悯情怀。

　　漠河办矿期间，忠仆刘阿福失手杀人。李金镛面临两难，“法字如山刑当判，情字如刀绞心肝”。在主仆情义与新立法规的艰难抉择中，他选择了法，从而定义了他的行为准则，即规则与秩序高于私情。

　　综观全剧，李金镛的自我认同有三个维度：以“桥”明志，毕生以求渡人济世；以“不忍”立心，行事根植于悲悯仁善；以“法度”立身，抉择恪守规则底线。这三者皆脱离官、商等外在身份标签，足见他从来不是依靠世俗头衔定义自我的人。

　　●官方定位与民间道德认同

　　与李金镛内敛自守的自我认同不同，社会不断赋予他各类称谓。层层叠加的评价，勾勒出一条清晰完整的社会认同脉络。

　　最初，李金镛是乡邻口中的“李老爷”。这一称呼饱含地方民众对乐善好施、造福乡里的士绅的敬重。

　　海州赈灾后，知州林达泉给了他更高的评价：“你非商贾，实乃经纬天地之国士！”这是李金镛第一次被赋予超越地方的社会身份。此话出自官员之口，意味着官方视角的初步认可。

　　此后，李金镛担任吉林知府，后又受命为漠河矿务总办。朝廷的任命给了他体制内的正式身份。他接受了，却从未以此自矜。漠河金矿是“官督商办”，他穿着官服，做的却是商人式的经营事务。从叙事策略上看，在“官”与“商”之间形成了一种巧妙的分寸感。

　　最终，他获得朝廷嘉奖，被矿工们奉为“金圣”。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圣”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赞誉，这份来自底层民众发自内心的感念，也是外界给予他的最高认可。

　　可当“金圣”的呼声四起时，李金镛却选择了沉默。他不道谢、不谦辞，脸上不见半分欣喜。

　　●结构的错位与叙事视角中的身份张力

　　将李金镛的自我认同与外界评价两相对照，便能发现鲜明的错位关系。

　　社会认同始终在回答“他是谁”，给他一个头衔、一个称谓、一个社会位置。这些称呼共享同一个逻辑，将李金镛纳入既有的身份框架之中。自我认同始终在回答“他做什么”“他为什么做”。桥、不忍、法，代表的是功能、情感、准则，而非外在身份。他不关心自己叫什么，只在乎自己能不能渡人。这种错位，是通过叙事视角的调整来呈现的。

　　第一、二场以“旁观者视角”为主。灾民、乡邻、林达泉的观察和评价，构成了主人公的初步形象。观众先通过他人的目光认识这个人，这是他人眼中的李金镛。第三、四场大量引入“内心视角”。李金镛的独唱成为叙事主体，“忽闻啼哭心头震”“法字如山刑当判”等段落，让观众直接进入他的内心挣扎。这是李金镛眼中的自己。第五场采用“戏剧性视角”，观众知道的不比角色多。面对阿福杀人案，观众和他一样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种选择增强了伦理困境的代入感。第六场切换为“超验视角”。李金镛的魂影南归，从终点回望一生。“金圣”的称呼与他的沉默，在这一视角下获得了最终的意义。

　　这些视角转换的结果是，观众既看到了别人眼中的李金镛，又看到了李金镛眼中的自己。两种“真实”之间的张力，成为全剧最深层的情感动力。而李金镛对“金圣”的沉默，正是这种张力的最终定格。

　　●身份的社会建构与自我突破

　　外界对人物的定义，本质是身份的社会建构。社会通过命名、归类、评判完成对个体的定位。“李老爷”来自地方等级秩序，“国士”来自儒家人才观念，“官员”来自国家官僚体系，“金圣”来自民间道德期待。社会需要将一个人纳入已知的范畴，才能理解他、安放他。

　　而李金镛的自我坚守，恰恰游离在这套社会话语体系之外。社会可以给人官职，却给不了“不忍”的能力；社会可以称人为“圣”，却替代不了个人内心的道德抉择。这便是李金镛身处的时代局限。晚清时期，官商界限相对森严，若无朝廷官衔，他便难以调动人力物力、震慑地方豪强、主持漠河矿务。于是他以官员之身，行商事实务、践儒者理想，在官与商、义与利的夹缝中艰难前行。

　　即便受制于时代，李金镛依然实现了精神层面的自我突破。他接受所有身份与赞誉，却始终拒绝被标签定义。面对“金圣”这一至高美誉，他以沉默回应，形成叙事上的巧妙留白。这份无声的态度，既是对刻意拔高人物的规避；也清晰表明，自我的精神世界，永远存在他人无法触及的角落。

　　锡剧《李金镛》的价值，正在于将这一身份认同的艰难历程，转化为可感的戏剧经验。当观众看到李金镛在风雪中前行，在情法间挣扎，在魂归时微笑，他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更是一个人如何在身份的边界处寻找自己、定义自己、最终超越自己的普遍命题。

　　修桥之人，化身为桥。或许，这就是对“我是谁”最沉默也最有力的回答吧。

　　（王山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