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立群 文 |

　　爬山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爬了老长时间，气喘吁吁，只为登顶那一刻的居高临下，一览众山小。那一刻，层云在脚下翻涌，来路蜿蜒成细线，风从四面八方吹来，仿佛整个世界都为你展开。但山顶终究不是久留之地，看够了风景，总要转身下山。

　　我想，过年就是这样。

　　从腊月开始，人们便不自觉地攀登那座看不见的山了。扫尘、备年货、蒸年糕、贴春联，每一件事都像一级台阶，把人一步步往高处送。那是一种集体的、近乎本能的攀登，空气里弥漫着焦灼又兴奋的气息。直到除夕夜，年夜饭摆上桌，鞭炮声响起，我们终于登顶了。我们驻足山顶，辞旧迎新，俯瞰过去一年的来路，眺望新一年的方向。

　　山顶的风景再好，也只能作短暂停留。正月初一过得最快，初二、初三接踵而至，此后，拜年的队伍渐渐稀疏，餐桌上的剩菜也越吃越少。不知不觉间，我们开始下山了。有人收拾行囊准备返城，有人早早谋划起新一年的工作，热闹像潮水般退去，露出日常的沙滩。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过如此。

　　忽然想起祖母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年好过，日脚（日子）难过。”

　　小时候不懂，直到自己成家立业，才慢慢咂摸出这话的滋味。不管工人的年假、学生的寒假有多长，年，终究是个节日，一个节点。它是精心烹制的一顿大餐，而日子才是恒常的一日三餐；年有定数，一年只有一次，而日子却没有尽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要过；年可以浓墨重彩，日子却大多只能素面朝天。

　　但祖母还有另一句话：“日子过好了，年就好过。”

　　我开始琢磨，什么叫“把日子过好”？是升官发财吗？是功成名就吗？好像都不是。祖母一辈子没离开过那个小山村，没挣过大钱，没出过远门，可她的日子，在我看来，是过好了的。春天，她在院子里种丝瓜，搭架、浇水、施肥，看它一寸寸往上爬；夏天，她坐在杏树下纳鞋底，针脚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秋天，她把辣椒穿成串，挂在屋檐下，红艳艳的，像日子开出的花；冬天，她腌咸菜、晒萝卜干，把整个院子都摆满了。她的日子，没有大起大落，没有轰轰烈烈，却有踏踏实实的温度。

　　而我自己的日子是啥样呢？是冬去春来的上班，是年岁渐增的岁月，也是一年来那些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文章。过年时节，我把“收藏”打开，回看一年来走过的“日脚”。

　　2025年初，我发表了《曦行漫记》。这是一篇关于“清晨”的文章。我写清晨的湖光，写路上的草木，写梭罗的那句话——“重要的就是日出时有你在场”。我写道：现代人总是忙着赶路，却忘了停下来看看日出；我们拼命占有，却不懂得“放弃一些东西就越富有”的道理。

　　接着，我发表了《这山，这水，这乡愁》。这是一篇关于歇脚和思考的文章。我写宜兴老家的铜官山，写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山有猛虎，水潜蛟龙”，那个浪子回头的少年，就在我脚下的南山射虎，在西氿杀蛟。我写童年的煤矿记忆，写园田、柏山那些近在咫尺的矿井，写运煤车卷起的满天灰尘。我写祖父辈因水而离、向山而来的移民史，写被横山水库淹没的钓桥村——那是我的根。文章结尾，我说：一代有一代的故事，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或许，山已不是那山，水也不是那水了。

　　之后，我又发表了《山与岭的高度》。这是一篇关于重新出发的文章。文章以“山不在高”立意，写陆羽在宜兴著《茶经》，写苏轼买田阳羡“从来只为溪山好”。我想说的是，山的高度不在海拔，而在其承载的文化重量。

　　看着这些文章，我忽然明白了祖母那句话——“日子过好了，年就好过。”因为这一年，我把每一个清晨、每一个黄昏都认真对待了，把每一次心动、每一次感动都记下来了，把一次又一次的心力投入了文字，所以此刻回望，才觉得这一年没有白过，这个年才过得踏实。

　　想起苏轼被贬黄州时，穷得叮当响，却能把日子过得有模有样。他开荒种地，研究猪肉怎么做才好吃，写下“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的《猪肉颂》。他还发明了东坡帽、东坡羹，把贬谪的日子过成了诗。这样的人，日子过好了，年自然不会差。反过来看《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一辈子心心念念就是中举，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一场考试上。结果呢？中举那天，他疯了。他的日子过得一塌糊涂，那个“年”，终究也没过好。

　　所以我想，过年和过日子，说到底是一回事。年，不过是日子里的一个标点符号——逗号，让我们喘口气；句号，让一段光阴有个了结；问号，让我们想想未来的路；感叹号，让我们为活着本身喝一声彩。但这个标点再重要，也不能取代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真正撑起一篇“文章”的，永远是那些日复一日的“书写”。

　　除夕夜，我站在阳台上看烟花。绚烂，但是短暂。楼下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电视里传来主持人的拜年声。我想起祖母的话，想起这一年来写下的那些文字。

　　我还要继续书写。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好，都书写好。等到下一个除夕，当我再次站在那座山顶，才能心无挂碍地看风景，然后心平气和地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