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凯力 文 |

　　昨夜又梦见了母亲。她还是年轻时的模样，坐在那架风琴前，指尖淌出柔风细雨似的琴声。弹着弹着，她忽然转头问我：“小伟，家里还有吃的吗？可千万不能饿着孩子……”我一怔，嗓子眼像堵住了，半个字也吐不出。

　　母亲这一生，最怕家里人挨饿。穷怕了的人，心上总系着一根看不见的弦，轻轻一拨，满耳朵都是米缸见了底的回响。她哪里晓得，如今我早过了为一口吃食发愁的光景，可那镌在骨头缝里的忧患，是岁月也磨不平的烙印，随她走了一辈子。

　　母亲年少时住在无锡书院弄，外祖家在中山路上开着皮箱店，日子殷实。无锡解放时，她恰好从女子中学毕业，又恰好遇上父亲办的小学来城里招教员。父亲乘石幢轮船赶来，一身灰布长衫站在校门口。母亲后来跟我说，她第一眼就觉得这人“眼里有光”。“他跟我讲，学校办在祠堂里，屋顶能看见星星。我说不信，他就让我去看。”这一看，便是一辈子。

　　婚后的日子却远没有看星星那般浪漫。教舍梁上结蛛网，墙角爬蛇虫，雨天七八个盆接漏。没自来水，没水泥路，没抽水马桶，这些于城里长大的“洋小姐”而言，桩桩磨人。母亲第一次从祠堂后的旱厕捂着鼻子出来，眼泪直掉。父亲站在一旁搓手：“要不……咱们回城里？”母亲狠狠瞪他一眼：“回什么回，学生都等着呢。”她就这样留了下来。唯独那架陪嫁的风琴从城里运来，搁在祠堂东厢，成了北七房方圆十里唯一能听见琴声的物件。

　　上世纪六十年代，母亲最挂心的是一大家子的温饱。父母虽有固定薪水，可十几张嘴等着吃饭——父亲少年丧父，早早撑起门庭抚养弟妹五人；母亲又是“光荣妈妈”，生养了我们六个。奶奶烧饭用的乌黑大铁锅，满满一锅还怕不够。困难年月里，清汤寡水能照见人影。全家围坐八仙桌旁，攥着筷子等母亲从食堂打回那一小盒米饭。母亲推门进来，把饭全倒进大锅里搅了又搅。“妈，你吃了吗？”大哥问。母亲端着空饭盒愣了一瞬，笑道：“妈在食堂吃过了。”

　　后来，地里没了收成，母亲带头去割紫云英。那东西原是沤肥用的，叶子粗拉拉，满口涩。母亲剁碎捏成团，在米粉里滚一下上笼蒸熟，乡里人叫“解放团子”。咬开来绿生生的，草腥气冲脑门，可孩子们抢着往嘴里塞，因为不吃就得饿。再后来，听说粮站有豆渣饼，原是喂牛的，也能充饥。站长是母亲当年的学生建华。母亲在门槛外来来回回走了三趟，终于推开门：“建华……那喂牛的豆渣饼，能给老师匀一点吗？”建华抬头，愣了半晌，眼圈骤红。他扛出一整麻袋，死活不肯收钱。母亲执拗，硬把粮票和零钱塞进他兜里。

　　大叔娶亲时，家里拿不出钱。母亲翻出陪嫁首饰匣，挑出两枚金戒指让大哥进城变卖。大哥走远了，她还倚着门框望，嘴里念念有词。此后，每遇难关，首饰便一件件少下去，金镯子、银簪子、玉耳坠，最后连外婆留的珍珠链子也换了钱。外公知晓女儿难处，从不点破，只是每次另给大哥五元钱带回去。外婆偷抹眼泪，母亲笑着说：“娘，哭什么，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母亲的牵挂转到儿女婚事上。大姐夫是母亲干儿子，家里三兄弟，新起了房子却家徒四壁，还欠着债。母亲把大姐关在屋里说了一个下午。“他家那个条件，你嫁过去要吃苦的。”“吃苦我不怕。”“你懂什么叫吃苦？饿着肚皮下地干活是什么滋味？”“妈，你不也过来了吗？你从城里嫁到乡下，不也过得好好的？”母亲张了张嘴，良久，声音哑下去：“就是因为我过来了，才不想让你再走一遍。”可大姐终究还是嫁了。二姐也一样。母亲没能拦住。

　　上世纪八十年代母亲退休了，思念却从未退休。她开始挂念孙辈，尤其把两个孙子当心头肉。她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眼睛越来越花，耳朵也渐渐听不清了。可每逢周末我们回去，她总是一大早就坐在门口小竹椅上等，听见脚步声便站起来眯着眼辨认。她总记不住我们已经吃过饭了，总担心我们饿着。

　　北七房老街如今已夷为平地，祠堂改的小学早没了踪影，唯有那堵青砖墙立在风里，一身旧痕。可村里的老人们聚在桥头晒太阳时，偶尔还会提起当年的马老师，说她教唱歌时声音又亮又清，能穿过三条巷子。

　　秋雨落下来，打在半截青砖墙上，发出细碎的声响。我侧耳去听，雨声里似乎还夹着几缕若有若无的琴音，柔风细雨一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又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