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宏伟 文 |

　　老街南面的那条河，自古以来就叫莲溪，流淌了上千年，至今还没有断流。

　　河水从莲蓉庵的墙根下淌过来，绕过莲蓉桥的大石拱，在桥墩那里转个圈，再慢悠悠地往西去，一直流过唐德桥。过了唐德桥，莲溪就到头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浜斗。我从十八岁离开那里，四十多年了，日子就像莲溪里的水，看起来流得慢，可一回头，已经拐过了几个连自己都记不清的弯。可这水声总在梦里响着，带着从小桥头、干戈头那边卷过来的稻花香。

　　莲蓉桥是用秦望山上开下来的石头造的，高大，厚实，拱券上长满了厚厚的青泥苔。桥面的石板被几百年的脚步磨得油光水滑，雨天走上去得留神。小时候最爱趴在桥栏上看船，乌篷的、水泥的、铁壳的，突突突地从桥洞底下穿过，船尾犁开一道白花花的水痕，慢慢地，那水痕又在远处合拢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船老大光着膀子摇橹，橹声咿咿呀呀的，从桥洞底下传上来，嗡嗡地回荡着，像莲蓉庵傍晚的钟声在瓮里闷着响。夏夜贪凉，我常独自溜到桥上躺着，青石被白天的日头晒得温热，背脊贴上去，能感到石头的脉搏。桥下的水声忽远忽近，远的时候像从北庄的灌园里飘来的松涛，近的时候又像母亲的鼻息，贴着耳朵根子吹。我就在那水声里慢慢闭上眼睛，觉得自己变成了桥墩下的一蓬野草，一动不动地长在那里，长进石头的皱纹里。

　　站在莲蓉桥的最高处望出去，北七房老街像一条被岁月晒旧了的蓝印花布带子，松松地系在莲溪北岸。街东是莲蓉庵，街西是北七房小学，街中是密密匝匝的铺面和住家，再往北去，诸巷、周家巷、祠堂巷、三堡巷、黄天宕，几条或明或暗的弄堂像布上的经线，把整个镇子织成一片厚实的青灰色。早晨四五点钟，天还没亮透，最先醒的是桥下的莲溪，水声由夜里的幽咽转为清亮的响动，接着茶馆店和老虎灶的风箱开始呼呼地喘气，然后就听到华巩老师吹笛子或拉胡琴的声音。奶奶常说，北七房街是靠水声和吆喝声活过来的，没了这些声音，街就成了个空壳子。

　　明清时候，华氏族群北迁来到古老的莲蓉村，随着人数增多，地名也改称北七房。由于人口众多，逐渐形成了热闹的街市。街东的莲蓉庵，公元1612年由华义中等乡绅出资建造，整日香火缭绕。山门上的砖雕被风雨啃蚀得面目模糊了，只隐约看得出是缠枝莲的纹样。庵里的老尼姑，灰布袍子洗得发白，念经的时候眼皮也不抬一下，木鱼笃笃地敲着，不快不慢，像光阴的脚一步步踩在石板上。庵里有一棵老桂树，树冠几乎遮住了半个院子，秋天开花的时候，满街都是甜的。老尼姑会扫了落花，晒干了装在小布袋里，送给我们这些街坊邻居的小孩泡茶喝。有一回我偷摘了一大捧桂花塞在书包里，第二天上课整个教室都是甜的，马老师吸着鼻子在教室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我的课桌前，笑眯眯地说，你的书包里是不是藏了整个秋天？再后来庵里的钟声也渐渐稀了。某一年回去，山门紧闭，从门缝里往里望，桂树还在，花自顾自地开着，只是院子没人扫了。

　　北七房老街是一条长长的石板路，两边的木板门面一间挨着一间。剃头店的转椅锈了，坐上去吱吱呀呀地响，可老师傅的剃刀还是快。铁匠铺的砧子锃亮，老铁匠姓陈，打了一辈子铁，铺子门前常年挂着一串铁打的蚂蚱，风吹过来，叮叮当当地碰着响。最热闹的是每天清晨的早市，街两边的摊子一个接着一个，讨价还价的声音从街东传到街西。有个卖糖人的老头，摊子支在剃头店门口，担子上插满了金黄色的糖人，孙悟空、猪八戒、关公耍大刀，太阳一照，透亮透亮的。奶奶牵着我的小手上街，从周家巷走过来，穿过墙门里长长的弄堂，在卖豆腐花的摊子前停住。摊主是个驼背的老头，铜勺在桶里一搅，豆花香就漫开来，撒上紫菜虾皮和一小撮葱花，那碗豆腐花我现在还记得味道——滚烫的、滑嫩的，一口下去，整个童年的早晨就暖起来了。

　　街西的北七房小学，前身叫莲蓉小学堂，公元1905年由华绾言先生创办。青砖黛瓦的校舍，门前有两株银杏，一公一母，公的只开花不结果，母的每年秋天都挂满白果，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书声从那时起就没断过，我父亲在那里启蒙，我也从三年级一直读到小学毕业。教室的窗户是木格子的，冬天冷风从缝里灌进来，老师就让我们挨着墙根跺脚取暖，几十双小脚一起跺，轰轰的，像莲溪发了春汛。马老师喜欢在课间带我们去莲溪边认植物，水蓼、芦苇、菖蒲，一样一样地指给我们看，说名字都是有来历的。他的圆框眼镜滑到鼻尖上，看我们的时候眼睛从镜片上面翻出来，笑眯眯的，像莲溪里那种叫作鳑鲏的银白色小鱼。

　　拐进墙门里的弄堂，人走在里面像走在一条深深的沟里。弄堂里有几间瓦房，墙皮剥落得厉害，这里就是冠尘小学的旧址了。说是小学，不过是华冠尘老先生的三间厢房。1937年抗日战争的战火烧过来，公学停了，镇上别的先生都避难去了，只有他不肯走，在自家院里摆开桌椅给孩子们授课。三杯黄酒下肚，便领着学生直奔北庄灌园。灌园是宋代名将邓尔瞻的坟场，碑石横斜，冠尘先生就在坟头教学生写字，指着石碑教学生认碑文：“‘先考'二字须写得如孝子叩首，有敬意，有哀思，笔画里要有骨头。”月圆之夜，他又领学生去大坟园背诗，青布长衫立在荒冢之间，吟诵声清越悠远。有一年发大水，莲溪漫了岸，教室里的水齐了膝盖，他就把学生领到莲蓉桥的拱顶上，坐在最高的那级台阶上上课，底下是滔滔的黄水，他讲的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声音不高，却盖过了水声。那辈人教书，教的不只是字句，更是筋骨，是魂魄。后来我才明白，那些声音不是盖过了水声，是沉进了水底，等水声一遍遍地把它们洗出来。

　　群声小学在街北的祠堂巷，用的是诸氏宗祠和陈氏家祠。1948年8月，两座祠堂的围墙中间被打通，群声小学正式挂牌成立。我的母亲马敏之也曾在这里教书。大哥大姐说，小时候去母亲学校等她下学，坐在祠堂改成的教室里，能看见梁上悬着的祖宗牌位。院子角落里有一口井，井水清冽，课间学生们趴在井沿上往下看，能看到自己的小脸在深处晃啊晃，井壁上长着蕨草，绿得发黑。井边种着一棵老槐树，花开的时候，满院子都是白花花的，风一吹，花瓣落在井水里，慢慢地打着旋儿沉下去。

　　街北深处是周家巷。我家的祖屋就在巷子中段，是一间七架屋的老瓦房，门槛被几代人踩得凹下去一个弧度，每次迈进去，脚底都会触到那个凹陷。爷爷十六岁去上海学生意，在十六铺码头扛过包，在南京路的绸布庄当过学徒。爷爷走的时候奶奶就站在门口相送，手里纳着鞋底，针尖在头发上抿一抿，低着眉眼说“早些回来”。1943年，爷爷被日军掳去杀害，再也没有回到周家巷。那年，父亲十六岁。长兄为父，父亲和奶奶一起起早摸黑，靠种北塘河边的六亩水田，养活了一家七口人。奶奶一直留着爷爷用过的那个铜锁，锁面上刻着缠枝莲的纹样，和莲蓉庵砖雕上的几乎一样。

　　周家巷的巷口有一棵老枣树，树身粗得两个大人才能合抱。树下常年摆着几块磨盘，夏天傍晚，男人们端着碗聚在这里吃饭，碗里的粥映着天光，稀溜溜地喝出响声，筷子头点着各家各户的子弟，闲言碎语，一夜之间传遍前村后巷。小小的周家巷，人才辈出。奶奶提起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当教授的周树图时总说，他那个南洋腔调里，还黏着周家巷的尾音。诸洵治在上海大学做博士生导师，实验室里挂着一幅他父亲手抄的《莲溪棹歌》。诸亮东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逢年过节给老家人打越洋电话，问的还是惠家浜上那座“木桥头”有没有改成水泥桥。那些从巷子里走出去的人，像莲溪里放出去的荷灯，漂得再远，灯芯里点的还是故乡的火。

　　枣树下的磨盘上，消息们长着腿从这里出发。我的三叔周品兴，便是这些消息里被传得最远的一个。三叔幼年丧父，诸家长辈可怜他，顺手把他带去上海。起初在家里做佣人，擦地板、倒痰盂、生煤球炉子，小小的个子踮着脚才能够到窗台。夜里别人睡了，他躲在灶披间里读书。长大后，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去读夜校，口袋里总揣着一本《新华字典》。诸家老板有意提携家乡人，见三叔勤勉踏实，便培养他参与管理。三叔后来担任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厂长，成为国企领导。每年清明，三叔总要回周家巷扫墓。巷子窄，他的轿车开不进去，便停在巷口的枣树下，拎着皮鞋光脚走进来，说是要沾沾老家的地气。

　　前些年回去过一次。周家巷拆了大半，祖屋也没了，那口老井被水泥封死，井圈不知去向，地面上只留一个圆形的印记，浅浅的，像一枚盖过千封信后、再也看不清日期的老邮戳。北七房老街上的石板全换成了水泥路，两边的木门面刷了红漆，陌生得叫人不敢认。我站在街口发了一会儿愣。从前剃头店的位置现在是一家麻将馆，哗啦哗啦的洗牌声从里头涌出来，压过了莲溪的水声；老铁匠铺的招牌不知被谁卸了去，门前那串铁蚂蚱也没了踪影。学堂里的那棵紫薇树还顽强地活着，但旧校舍拆了，取而代之的是几排铁皮壳子的厂房，切割机的声音吱吱地响着。我站在门口往里望了很久，直到看门的老头出来盘问我找谁。我说不找谁，就是路过。

　　走到莲蓉桥上，我扶着光滑的石栏往下看，桥下的货运码头早被杂草封住了，从前船来船往的河道长满了芦苇，风一吹，白茫茫的花絮漫天飘。只有莲溪的水还在流着，哗哗的，哗哗的，声音轻了些，却没断。那些葬在地名里的人和事，化成了泥土的祖屋和学堂，都被这水声一遍遍洗着，越洗越亮，越洗越清晰，清晰到我能看见姐姐们蹲在井台边洗碗的背影，听见母亲在灶间唤我吃饭的声音，闻到奶奶晒在天井里的棉被那股太阳的味道。

　　我知道，故乡从不曾走远，它只是化成了水声，住进了耳朵最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