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A07版:视界

当刑侦片不再靠反转取胜

陈思诚这次把“唐探”商标撕了

  随着国庆长假结束,今年的国庆档也落下帷幕。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10月7日17时,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达11.3亿元,其中由陈思诚执导、张译主演的《神探之痕迹》以4.1亿元票房稳居第一。

  《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检专家崔道植为原型,通过四起横跨近半个世纪的真实案件,勾勒出一名基层痕检技术员的职业一生。这部影片与“唐探”系列截然不同,没有反转和脑筋急转弯,而是将镜头从侦探的灵光一闪转向了沉默的物证、细致的比对与漫长的坚守。140分钟里只做一件事:让证据开口。

  痕迹不语,真相自明

  电影的核心冲突建立在“科学”与“直觉”、“物证”与“人证”的辩证关系上。张译饰演的崔寻是“文”的那一个,他的战场在实验室里、显微镜下、比对样本中。牙齿咬痕、指甲纹线、爆炸残片都是他接近真相的方式。陈明昊饰演的王卫国则是“武”的那一个,跑现场,摸排走访,凭一线刑警的直觉判断“就是他”。两人做事逻辑完全相反。

  影片反复强调“经过就会留下痕迹”,既是刑侦方法论,也是核心价值观。1983年的审讯场景把这一点推到极致——高官子弟马朝阳自己撞碎鼻子和牙,反咬刑讯逼供。伤是真的,血是真的,但讲述的故事是假的。案子落在一处极小的地方:死者身上的指甲游离缘。人证可以被制造,物证不会替任何人圆谎。

  马丽饰演的法医黄仁德站在两者之间,她面对的是第三种证人:尸体——唯一不会被威胁、不会改口的证人。“痕迹从不说谎”背后有一个更出人意料的判断:人靠不住,包括好人。真相既需要耐心,也需要制度化的专业力量来守护。正义不是靠某个人的聪明完成的,而是靠证据、经验、制度和良知共同抵达的。

  四案编年,映照时代

  影片的时间结构极具设计感。四个案件分别落在1971年、1983年、1998年和2016年,成为人物成长的刻度。开场是2016年,原型来自白银案——退休多年的老崔寻被请回来,一枚指纹勾起记忆,镜头倒回四十五年前。

  1971年的冰城色魔案中,年轻的崔寻收集了一百多份咬痕样本,证明每个人的咬痕都不一样。这起案子成了国内第一起靠咬痕定罪的案件。这一段讲的是“接衣钵”——师父留下的是一种面对真相时不轻易妥协的态度。

  1983年的特大杀人抢劫案中,三名供销社职工被杀。此时的崔寻已经带了徒弟,从接过衣钵的人变成要把衣钵递出去的人。半枚指甲痕迹锁定真凶,物证与人证、原则与压力之间的冲突集中爆发。

  1998年的公交车爆炸案中,凶手曹青是工厂工人,孤僻且有自杀倾向。这一段是全片最克制的——陈思诚没有把凶手拍成怪物,也没有替他开脱,只是把一个失意的人放在那里。当时代剧烈变化,有人仍在碎片中寻找真相,有人却在洪流中迷失方向。

  2016年的系列案件作为收尾与回响。微量物证的回归形成首尾呼应,过去留下的痕迹在新的时代重新显形。四个案子串起来是一部技术编年:上世纪七十年代靠咬痕和指甲,到2016年用上指纹库和Y-STR家系排查。但真正的主线是人——从学徒到师父,从执行者到传承者,再到一个时代的见证人。

  《神探之痕迹》最锋利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把时代背景只当作布景板,而是借案件写出了社会变迁留下的痕迹。

  类型破界,兼容出新

  从导演风格看,《神探之痕迹》与陈思诚以往的“唐探式”悬疑喜剧明显不同。它的悬念不在“谁干的”,而在“怎么证明”。影片没有过度渲染神探光环,而是把大量篇幅留给痕检过程。这种克制既让影片更接近人物传记的质感,也更符合原型人物“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精神。

  这个选择的代价也看得见:四个案子之间的转场偏拖,节奏起伏不均,年轻演员的角色存在感弱。但这次转身的意义,要放到更长的时间里去看。陈思诚始终关心人在复杂结构中的选择:个人如何面对秘密,家庭如何面对创伤,社会如何面对历史,而真相又如何在时间中重新获得意义。因此,《神探之痕迹》中的“痕迹”,不仅是案件现场留下的物证,也是电影创作者自身在类型电影中留下的印记。

  《神探之痕迹》显然具有商业电影的属性:明确的类型包装、跨年代的叙事、层层推进的悬疑。同时,它又承担着主旋律电影的表达任务。《神探之痕迹》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只满足于告诉观众“什么是正确的”,而是让观众看到坚持正确有时需要付出什么,背叛原则又会带来什么。商业性提供了入口,主旋律提供了方向,而电影的价值,取决于它是否把二者真正融为一体。

  当然,它也有命题作文的痕迹:部分台词偏直白,“为人民币服务”那一笔用力略重,结尾的情感收束有拔高的倾向。但这种尝试对院线商业电影具有参考价值:真实人物事迹本身就具备厚重的现实基础,若能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找到人物内心冲突、时代矛盾和类型叙事之间的平衡,就能避免主旋律表达流于空泛。(澎湃新闻 图片来自片方公开物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