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铁军

　　河滩洗菜、自来水亭担水、煤球店买煤、国营粮店籴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们一定对那个年代的生活记忆犹新。

　　在我1986年成家前，籴米买煤一直是我和父亲共同承担的重要任务。在那个凭粮煤油供应证购物的岁月里，每月我都会跟随父亲前往粮站，领取粮票、油票，然后将一个月的粮油买回家。

　　两个姐姐出嫁之后，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上只剩下父母和我的名字。每月的菜油是每人半斤，共计一斤半；大米每人每月25斤，总计75斤。荣巷粮站位于西浜，就在荣巷老街靠近理发店往南约百米的地方，距离东浜的家不过千米左右。然而，这些粮油仅靠手拎着实费劲，于是自行车就成了绝佳的运载工具。

　　我和父亲把75斤大米分装成两袋，扎好袋口，一袋稳稳地扣放在前面车架上，另一袋放置在后车垫上并用弹簧夹夹紧，一瓶油则挂在车龙头上。我负责推车，父亲扶着后座垫上的米袋随行。这种籴米方式一直持续到我结婚迁出户口的那一年。

　　每月的生活煤球采购，同样是家里的一件大事。两个姐姐未出嫁时，我们仨都会跟着父亲前往东浜的煤球店买煤。通常，我们会向店里借一辆人力板车，一家人齐心协力，连拉带推，很快就能把煤球运回家。大姐负责还车，我负责通煤心，以保证煤球在燃烧时能够保持最佳的畅通状态。煤球有两种规格，一种稍厚，另一种略薄。为了最大程度地节省煤球，父亲总结出一套独特的用煤方法：他自制了一把煤球夹，将厚煤球中的一小部分一夹为二，其厚度比薄煤球更薄。接煤球时选用这种最薄的，便能节省一些用量。

　　封煤球炉是个大学问，这活儿一直由父亲亲自操持。封的炉门不紧不松、不大不小，既要避免煤球一夜烧尽，又不能让煤炉因缺氧而失去活力甚至熄灭。这可关系到一家人的早饭，哪怕只是简单的泡饭或粥，也离不开煤炉这家里唯一的加热设备。父亲在长期的实践中，练就了封炉的独门绝技。

　　每天早晨，大姐起床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开煤炉。开煤炉也是有讲究的，不能一下子开足，要先开一小半，让煤炉慢慢“苏醒”，否则会让煤炉升温缓慢。若是封炉失手，煤炉“半死不活”，那就得救炉。开小炉门，往煤球上撒一把细盐，让两只煤球结合部分有一个缓冲回暖的时间和空间，待听到燃烧声时再开足炉门，也可以用扇子扇，等火力上来，煤球呈现火红色，救炉就算成功了。

　　有时会碰到上面的煤球几乎烧尽的情况，这是因为封炉过松，氧气过多，夜间燃烧过度。这时也要救炉：迅速接上一只新的煤球，关小炉门，让其慢慢燃起来，直至完全接上火，救炉告成。若煤炉已经冷冰冰的了，那就只能重新生火。我和两个姐姐都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生火以及把多余煤粉做成煤饼的技能。

　　每人每月的煤球定量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煤球总是不够烧。父亲的老领导张勇老师住在城中置煤浜，她住校时间长，因此常有余煤，便将多余的计划煤让给我家，解了我们的燃“煤”之急。

　　那时，我和父亲经常拉着板车往返于城郊，却丝毫不觉劳累与辛苦，父拉我推、我拉父推的合力劳动场景，成了我青少年时代最为难忘的珍贵回忆。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我学会了骑三轮车，之后便用三轮车运煤球，父亲只需骑着自行车跟在后面就行。

　　生活在苏州的阿姨也总会替我们想方设法，多次托人用车将几箱煤球送到公益中学传达室，我和父亲再去驳运回家。

　　那些与米、煤炉相关的日子，虽充满艰辛，却饱含着家人之间相互扶持、共渡难关的温暖，如今回想起来，心中满是感慨与怀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