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宏伟

　　寒露过后，阳台上的菊花开了，一黄一白，缓缓舒展。楼下银杏转黄，风一吹，叶子打着旋飘落，踩上去沙沙作响，像小时候踩在晒干的豆荚上。天变高了，蓝得清透，我常常停下脚步抬头望。

　　深秋就是这样。叶子落尽，枝干显露出来，弯的、断过的、长歪的，全都清清楚楚。树不遮掩，它站了多少年，本相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坦然摊开一身所有痕迹。

　　我也一样。

　　35岁那年，我从国企辞了职。莲溪上的莲蓉桥，原先的黄石板早已换成混凝土桥面，快走几步便能走到头。那天我站在桥上，手里拎着一个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物、一只茶杯、一把剃须刀。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要去创业了。说得好听，其实前路茫茫，不知道前方等着我的是什么。

　　河水在桥底下缓缓流淌。小时候，我跟着哥哥姐姐在水里摸蛳螺、蹚水玩；母亲在河滩上淘米、洗菜、汰衣裳，父亲蹲在一旁抽烟，烟头忽明忽暗。河水依旧这样流，一年又一年，从我脚下淌过。它不认得我，我也快要认不出它了。我低头望去，水面浮着一张脸，模模糊糊，风一吹，影子便散了。

　　母亲没有送到桥上。她站在堂屋门口，只说了一句：“路上当心。”我回头，她还立在原处，手搭在门框上。我挥挥手，转身过桥，脚步落在水泥桥面上，硬邦邦的。

　　头两年最难。贷款买了原料，客户收了货却迟迟不付货款，一拖再拖，利润硬生生被拖成利息，到了月底，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我站在常熟董浜一座不知名的小桥上，冷风裹着寒气扑面而来，一下子想起故乡的莲蓉桥，想起母亲那句叮嘱，胸口堵得发闷。桥下也有水，窄窄一条，漂着几片菜叶，流速极缓，几乎看不出流动。我摸出手机，翻出家里的座机号码，终究没有拨出去，又塞回衣兜。站了片刻，冷风从领口灌进来，我身子一缩，反倒清醒几分。稍歇片刻，继续奔走。后来厂子慢慢撑住，工人渐渐多起来，机器日夜轰鸣，日子一天天往前挪。旁人说我成功了，我并不这么觉得。说到底，不过是在风浪里没有倒下而已。

　　再后来，我开始写文章。起初只是在手机上随手记下几句故乡旧事，慢慢连成一篇篇文字，越写越多。一个开厂的小老板，反倒写起文章来。有人打趣，问是不是钱不够花。我说不是。到了这个年纪，许多细碎往事，若不写下来，再过些年，怕自己都记不全：莲溪上哪座桥拆了，谁家门前那棵柿子树还在不在，母亲当年淘米的那片河滩如今变成了什么模样……莲溪的水，流走便流走了；文字落在纸上，却能长久留住。

　　闲下来我便回北七房走走，遇见邻居，坐下来闲话几句。村庄变了，老屋拆了，新路铺展出来，可一提莲溪，说起从前旧事，众人的神色依旧温软。故土的根，早已悄悄扎进骨血里。

　　前几天整理旧物，翻出一张老照片。照片里的我三十多岁，站在故乡莲蓉桥上，穿一件花格子衬衫，头发乌黑，身形清瘦。眼里有光，是那种认定自己什么都敢闯、什么都能做成的光。那样的光，如今没有了。现在眼里也还有光，却是另一种：知道有些事终究做不成，却并不遗憾。

　　深秋不结大果子。桂花细碎，香气飘得远。柿子挂在光秃秃的枝丫上，一盏盏红得透亮。银杏果外皮臭，内里洁白，要剥好几层才吃得着。这些，都是小小的、缓缓成熟、需要耐着性子等候的。

　　我到了六十岁，所做的事，也像深秋这些果子：不大，不热闹，但实在。写几篇小文，给孙辈讲老村里的故事；得空回北七房，和老友围坐一处，泡一壶茶慢慢闲谈。这些事，年轻时候看毫不起眼，如今才觉得，一日能安安稳稳做好这些，便足够了。

　　风又起了，凉丝丝的，并不刺骨。我缩了缩脖子，没有转身进屋。再多站一会儿，好好接住这一段秋光。

　　深秋不长。霜降一过，便是立冬。可这一段时日，不冷不热，该收的收了，该落的落了。人站在其间，不急于往前赶，也不频频回头，就静静站着。

　　深秋不只是一个季节，更是适合回望故乡的一段时光。